危废围城

3月下旬，东部沿海地区某县环保局抓住四个越界倒垃圾毛贼的事，上了省环保厅的官网。据说执法人员的鼻子“比警犬还灵敏”，找到了垃圾的倾倒点——人迹罕至的偏僻废弃采石场，后来四个毛贼被刑事拘留。

倒垃圾被拘留这件事虽然怎么想都有点无厘头，但环保局这么严阵以待，背后当然是上层对危废态度的日益重视。

3月下旬，去年新设的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邱启文，在生态环境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要“着力实施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专项行动”。过去固废危废非法转移的老套路，彻底行不通了。

那合法转运的老套路呢？

故事有点长，小组就先说倒垃圾的事情。

“危废”全称叫“危险废物”，是固体废物的一种。要么有腐蚀性，要么有毒或者其他各种危险的特性，要么就是可能对环境或人有害，怎么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废油漆渣、医院用过的很多针筒针管等等，就属于这种，典型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过去的几年，越界倒垃圾，把垃圾从自家门口扔到本人院子里这种事情，在做的远不止这4个“毛贼”——这是一场更大的胜利大逃亡之中，极小的一个部分。

举例来说。2017年，东部沿海的浙江省向相邻的中部省份安徽和江西两省共计转移了116万吨的危废，占当年浙江危废转出量的2/3；同样地处东部沿海的江苏省不仅向中部的安徽和江西转运，连同样东部沿海经济发达但“门没关严”的浙江省，也转运进去了不少。但这同样也只是这场遍布全国的“危废胜利大逃亡”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场壮观的“危废胜利大逃亡”，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覆盖了国内每一个地区。

从当年危废的净转出量来看，以浙江、江苏、山东、贵州为首的华东、华南、西南地区成为危废的主要转出地；江西、安徽、天津、河南等华中和华东部分地区则被大规模转入，成为危废转出的“洼地”。

地方上肯定都知道危废这货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么往外面扔可以理解，上赶着往自家划拉是个什么操作？

后来一个小伙伴说跟小组说了一个角度，他说：

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本质，都是经济问题。

当年我们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事实证明，这部分人确实听进去了，也富起来了。但他们听话只听了半句——还是前半句。到了今天，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沿海和非沿海的经济差距，大伙心里都看得清楚。

小组统计了一下，我国一共34个省市自治区，刨除港澳台3个不讨论，内地还有31个。这些省份里只有12个省市的财政收入是盈余的，其他都是赤字。而盈余的省市，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头尾，2017年上海8089亿的财政盈余和河南2781亿的财政赤字，两者之间近万亿的差值，可以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不同地方政府之间深深的贫富差距。

这样的地方之间的贫富差距，中央不能坐视不理。于是中央从盈余省份里拿钱，再支援给赤字严重的省份，就成了一个明显的选项。但白给显然不符合盈余省份的利益。

好在财政盈余的省份往往工业发展带来的危废也更多。这几年环保督察持续进行之下，地方上的环保压力越来越大，要求进入规范渠道处置的危废量越来越多，但本地的处理能力却远远跟不上来，怎么办呢？

于是一方给出资金支援，另一方接受危废的转入，还可以从危废的资源化处理上获得一定的收益，这种利益交换也就顺利成章。当然，这肯定是很浅的一个部分。

这种利益交换能够存在当然有条件——财政支援带来的好处要大于环保带来的压力。当环保的板子越来越重，一视同仁落在所有人的头上的时候，拆东墙补西墙的时代就过去了。这种利益交换正在渐渐结束。

17年以来，各省市纷纷出台“十三五危废设施建设规划”，一方面取消危废省内转移审批手续，一方面对省外废物转运到本省的限制越来越严格。新疆、安徽、湖北、河南等多个省份都明确禁止将省外危险废物转移至本省贮存、焚烧或掩埋，并严格控制省外危废转移到本省进行资源化利用。意思很明确，就算咱再缺钱，但危废转入这事，对不起，甭提了。

同时，江苏省却发文说，“不得对申请危险废物跨省转移设置障碍”，福建省则“加大危险废物跨省转出力度，取得明显成效”。小组想了想，这大概和今年的慢牛一样，也是一场被需要的“成效”。

后来有小伙伴说，“危废”已经逐渐成了新的“围城”——里面的危废想出来，外面的危废想进去，谁都不快活。危废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变得越来越烫手，这大概也是越界偷倒危废会被拘留，还能上环保局官网的原因之一。

乱倒垃圾本来就不对，还倒在了自己人门口，没出息的东西。

但无论怎样，危废转移终究还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小组有个小伙伴说，牺牲环境换取经济这种事情，是过去没办法的事情。人穷的时候是顾不上那么多的。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跪着挣钱的时候应该过去了。垃圾不该和经济落后挂钩，蓝天也不该被经济发达绑定。

往后时间，神州大地十四亿人，别的不说，总该共享同一片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