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易行长
12月19日，美联储宣布加息，美股加速下跌，糟糕的行情一直延续到圣诞节，曾夸下海口说股市暴跌就把自己发射出去的特朗普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甚至传来了要解雇鲍威尔的消息。
而国内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天后会议宣布，“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前不显山不露水的易行长，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
比如在会议召开的前一日，央行停了36天的逆回购宣布重启，五天连放，合计6000亿。次日，也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当天，央行宣布设立外号“特麻辣粉”的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TMLF比原有的“麻辣粉”中期借贷便利（MLF）显然更辣一些，期限从一年延长到三年，利率低15个BP，申请机构的条件是“符合宏观审慎要求、资本较为充足、资产质量健康、获得央行资金后具备进一步增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的潜力。
会前表态，张弛有度。
结合最近发改委借着支持民企的名义对城投债为主力的企业债大开口径，小组想说，历史进程中的易行长，真的是一个高人。
易行长一直是个有里有面的人。
以前还是易局的易行长执掌外管局，一到中国农历新年，储备司的各位交易员就开始发低成本红包，让倾慕中华文化的海外基金们雨露均沾，共享天朝盛世。
现在各位金融民工为跨年资金嗷嗷待哺，易行长也不会让大家不好过，虽然货币政策依然稳健有序，但洗顿澡还是绰绰有余的。
过年了，谁家不吃顿饺子呢。
在与北京的气候同样干燥的36天里，易行长也没什么别的动作，主要是做了三件微小的工作：
一是中期借贷便利（MLF）全都等额续作，保证了一年期的资金稳定；二是投放了国库定存1000亿，一改一存就是三个月的惯例，把时间史无前例的降到了一个月；三是在长安论坛上发表了讲话，对下一步货币政策做了定调。
一句话说，货币政策要稳，定向引流要靠大家，信用疏通是关键。
此刻财政部、发改委正为了财政政策怎么积极摩拳擦掌，站在成方街32号自己办公室里的易行长看了一眼不远处三里河南三巷和月坛南街那两栋楼，满眼都是自己32岁的影子。
毕竟，什么事都要讲究个专业。
易行长对通胀是研究很深的。
1990年，32岁的易行长还在做印第安纳大学的副教授，发表的的第一篇独立署名文章，就是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
1998年底开了一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研讨会，其时正是中国经济通货紧缩的困难时候，其时正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的易行长第二个发言，他说“财政和货币政策只是熨平经济周期的短期行为，持续发展还要深化改革、调整结构”以及“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坏, 建立并完善中国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货紧缩的根本。”
他的讲话显然给第一位发言的国家信息办主任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主任2013年去了中财办主事，也在新闻中逐渐热了起来，今天大家已经把他当做每日新闻的老面孔了，这就是刘鹤，而彼时还没有主管央行的易局长，就被拉去做了副主任。
位置一直保留到今天。
09年易行长从本土派胡晓炼手里接过外管局，算是易行长手里第一个比较实权的位置。
当时外储投资在08年金融海啸中被诟病很深，加上50%多都投向美债，风吹草动一眼看穿。这个工作重要性顶天了，业务难度也顶天了，但是业务灵活度上束缚的紧紧的，实在是难做。
易行长想变，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去美国把35岁就干到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的朱长虹找来做储备司的首席投资长，要市场化。
易行长想起了自己当年从印第安纳大学回国去北大任教，周边华人都说你疯了吗，在美国终身教职有吃有喝干嘛回去？
易行长说，你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像不像乡下的农民？
易行长劝朱长虹的时候，主要讲了三点。
一是你在储备司管理的资产是美国前一百个基金加起来的总和。
二是做人，还是要给国家做点贡献。
三是你现在的生活，其实跟乡下的农民没什么区别。
15岁就进中科大少年班，曾经是物理界的潜力新星，最后迫于生活放弃科学干了金融的朱长虹被打动了。
某种意义上说，在物理上他一辈子也比不了前辈钱学森，但他可以成为金融上的钱学森。
他走了以后，接手他基金的人，是他的老板，债券之王格罗斯。
但5年之后，朱长虹还是低调去职，无人知其去向。
朱长虹带来了很多专业的东西，多元化、模型、人才，但是管理外储这么大的摊子，不光是个经济问题。
也有人说是日元多元化投资失败的问题，这个是安倍经济学的锅，当时压力很大的易行长也骂过，但没有办法。
有时候，输就是输了。
改革之路，易行长深知任重道远。
朱长虹去职一年之后的2015年，还是易局的易行长冲动了一回。
中国的外汇市场化变革有三次，第一次是94年的并轨，第二次是05年的盯住一揽子。2015年虽然也是十年之期，但真心不是一个汇改的好时候。
其时股灾刚过，人心凋敝；经济下行，货币政策正被迫走向宽松。一脸受气包的肖主席用自己的消失证明了决策第一线的艰难。
但易行长还是干了。
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中间价次日大贬2%，举世哗然。举例来讲，一个贷了1个亿美元的中国公司，一天就会因为汇率亏掉1300万人民币。
你说，全国人民跟不跟你急。
两天后，易行长开吹风会，说“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他反复强调，“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没人知道易行长当时怎么想的，即便他后来出来道歉，说时间可能真的不是很合适。
但所有人都知道，汇改的门开了，就回不去了。
易行长在外管局最后的任期里，把人民币送入了SDR，资本可兑换也下了大功夫，却依然遥遥无期。
他也明白，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小组在外管局的朋友说，那两年易局成为易行长的概率，不会低于杨幂和刘恺威已经离婚的概率。按道理，踏踏实实别出错就行。
但易局似乎无法拒绝这种使命感，他如此兵行险着似不值当；但事后看，人生又能有几回搏呢。
今年易行长刚好六十岁。
他生于北京长于北京，比同时代人幸运的是，他连插队都在北京顺义县。
那个时候他一边干农活一边思考，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干着干着，就干出感情来了。以后的易行长说，除了金融，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农村。
后来的一次读书会上，易行长推荐了一本叫做《旧制度和大革命》的书。
不久之后，他在北大共同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林毅夫和在农研所的前同事老王，也推荐了这本书。
他们不仅在历史的进程里，他们也许深知，自己就是这历史进程中无声的推动者。
前段时间罗婶去航天桥外管局汇报材料，回来抱怨说外管局的文件写的不明不白，很多地方都模棱两可。
“让我们怎么知道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真是太难捉摸了！”
小组看着罗婶说：
易行长学西方经济学的，有时候，他也不想写的太明白。
从格林斯潘到周行长，在历史的进程中，真正的玩家从来不是一眼就被看透的。
易行长已经在路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