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游戏：三千亿的夫妻店
去年大火的《我不是药神》中曾反复提及的天价抗癌药格利卫，在4+7带量采购之后的国产仿制药价格已经降到了印度仿制药之下，这背后的国内龙头企业就是江苏豪森药业。
这家公司最近有动作了。4月份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允许未盈利或无营收生物科技企业赴港上市”的政策让不少生物医药企业受宠若惊地奔向了港交所的怀抱。在一众未盈利甚至亏损的同行衬托下，赴港上市的豪森（瀚森制药）的光彩好比是沙砾中的宝石，藏也藏不住。
说到豪森药业，业内的朋友往往报之一笑，孙飘扬老板家里金屋藏了这么久的娇，还是到了闪亮登场的时候。
孙老板和夫人，一人技术出身，一人哲学系女学生后来教师出身。结果一人引领恒瑞在前，一人执掌豪森在后，掌握了国内创新药半壁江山，更以825亿元的身价登上了今年胡润百富榜的第27位，令人艳羡。
这背后，是一对典型的技术男和哲学女夫妇，非典型的从业故事。
1978年，国内刚刚吹起改革开放的春风，领导人拍板恢复高考，大时代正在启航。这一年，20岁的孙飘扬正在备战重启之后的第一场高考。
四年之后，1982年，从中国药科大学毕业的孙飘扬被分配进入连云港制药厂，开启了自己“平淡无奇”的技术员生涯。大概连当年的孙飘扬本人都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他会带领这家公司走向国产医药的巅峰，让连云港这座小城成为中国的“医药之都”。
当时的连云港药厂和同行许多小药厂一样，被建国初期一阵“以发展原料药为主”的发展方针催生。由几口大缸、大锅起家，为国家做到了“有药”，也为自己谋出了一条生路。但计划经济、包分配的制度下，极少有人会想到，走出了“有药”这一步后，药厂的下一步该走向何方。大量的小作坊式药企仍满足于做灌药和粗加工以获取微薄利润的阶段，沉湎在所剩无几的好时光中。
进入连云港制药厂之初，年轻、衣着简单的技术员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直到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被调任上级主管公司的科研处副科长后，孙飘扬表现出了作为技术人员在产品研究方面的突出能力，受到了时任医药工业公司领导层徐维钰的重视，有了后来职业生涯一飞冲天的契机。
在这期间，体制和领导层能力不足等因素下，尽管已经成立了有20年，但却仍处于小作坊模式的连云港制药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到了1990年，拥有300多名职工的连云港制药厂账面上的利润只有8万元，距破产崩溃的边缘已经不远。
风雨飘摇之下，徐维钰决定让在科研处表现出色的孙飘扬回到连云港制药厂担任副厂长，要求他对这艘船身进水严重的行船修补完善。临危受命的孙飘扬没想到的是，做了八年技术工作的他，要面对的是不仅有技术上的问题，还有技术之外“权力的游戏”——他将走上一条非典型的技术男从业道路。
1990年，再次回到熟悉的单位，孙飘扬并没有感受到太多重温旧地的温暖。
由于和当时老厂长在经营理念、发展方向的冲突，让孙飘扬这个副厂长处处受制。冲突最严重的时候，连孙飘扬多次交上去的入党申请都被厂长挡了下来。
争斗持续之下，漩涡中的连云港制药厂愈发颠簸飘摇，32岁的孙飘扬渐渐明白了“技术以外的东西”。一段时间之后，老厂长被撤职，孙飘扬接任并掌握了药厂的实际控制权，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
和老厂长不同，技术出身的孙飘扬看到了药厂的问题——没有核心的产品和技术。在职工大会上，孙飘扬喊出了那句后来被许多人称道的名言，“没有技术，你的命运就在别人手里。我们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尽管内外都有着怀疑的声音，但孙飘扬接连两次“豪赌”都取得了成功，两款抗癌药不仅为濒危的药厂重塑了生机，更是在抗癌药匮乏的年代打响了连云港制药厂的牌子。
第一、第二桶金到手之后，技术出身的孙飘扬在研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五年间主导研发了20多个新药，五个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产品”。但这也是这个技术员在研发技术上最后的几年绽放。这之后，他身上的光芒，让渡给了“权力的游戏”。
90年代末，国企迎来了第二轮改革浪潮。此时的孙飘扬已经带领公司走了几年，但心头仍有一层阴霾。
1995年，香港商人陈俊达成立了一家合资药企——豪森药业。次年，钟慧娟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前延安中学化学老师、孙飘扬夫人的身份应邀加入了公司，担任豪森的领导者。
尽管作为实际上的领导人带领恒瑞完成了出色的逆袭，但体制上的因素一直束缚着孙飘扬那颗“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的心——他始终是公司的领导人，而非实际控制人。从现在的角度看，豪森很可能是孙飘扬给自己准备的一条后路，一个更方便实现自己想法的乌托邦。
1997年，获得省政府的批准后，孙飘扬抓住机会对连云港药厂进行了改制，公司更名为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展开了恒瑞改革的序曲。
将时间拉到世纪末，步入正轨的恒瑞，遇到了药厂都会遇到的问题：要想持续推出新产品，把药厂做大做强，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大笔资金的支持和投入。
此时的孙飘扬，站得更高，看得也更远了。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将恒瑞以国企的身份推上市，一是以MBO管理层收购的方式，“鸠占鹊巢”地将恒瑞转变成民企再上市。
两种方式都能获得资金，但区别在于管理层收购的方式能够将管理层和所有人二合一，让管理层能够尽心尽力地自己“给自己打工”，也能给人才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待遇，比如说股权激励。
但在世纪末的时间节点，这是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MBO的方式一旦失败，孙飘扬等领导层毫无疑问要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这可不是小风险。怎么上市，以什么身份上市，什么时候上市成了一干人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此时经历了上位之初和前任厂长的斗争，又在厂长的位置上待了近十年的孙飘扬，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简单的技术人员。十年的摸爬滚打让他完成了从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到思维缜密的领导者的转型。
他仍然坚持着当初的思路，“把命运抓在自己手中”。但他懂得更多技术之外的东西，也考虑得更多。和当初“扶正”厂长时相比，他的手段更加温和，也更面面俱到。昔日年轻的猎手在多年时间的打磨下，越发圆融而具有耐心。
2000年，恒瑞以国企的身份成功登陆上交所。三年之后，孙飘扬启动了恒瑞的MBO，将大量的国有股份转让给了三家民营企业。三年之后又三年，孙飘扬受让了大笔的公司股权，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曲线救国”的目标完成。
对于恒瑞这样一个堪称盈利丰厚的优质国有资产MBO，孙飘扬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得干净利落，其中的股权转让手法、思路之清晰、时机的把控堪称老练。
这种老练在15年为豪森港股上市做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转让、离岸结构搭建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时至今日，恒瑞已成为国内创新药乃至医药板块的龙头，年营收超130亿，还有大量创新药在研发。豪森紧随其后，同为行业内的领导者，甚至有赶超之势。从最新的股权结构上来看，恒瑞是毫无疑问的一批老员工掌握着控制权，豪森78%的股权由钟慧娟通过信托计划持有，19%由豪森前董事长岑均达持有。值得一提的是，岑均达也是恒瑞第二大股东——西藏达远的唯一个人股东。
这些年虽然孙飘扬执掌恒瑞在前，豪森一直未上市，但业内人士对恒瑞和豪森的夫妻店关系早就心知肚明。
恒瑞上市之后，孙飘扬不是没有动过将豪森并入恒瑞，打造医药行业航空母舰的心思。2008年，孙飘扬就公开发表过“豪森一定会并入恒瑞”的言论。但这些心思随着豪森的持续壮大和外界长期“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的声音逐渐淡去。
从孙老板的角度想，既然豪森有着不逊色于恒瑞的前景，除了药企的通病——每年高昂的销售费用之外并无其他明显的问题，那么自然是到哪里都吃香。与其将豪森与恒瑞合并，给恒瑞带来有限的增幅，或是在A股上市，和自家的恒瑞形成无形中的竞争，为什么不去港股上市，争一争港股医药龙头的位置？
2015年，面对外界对“影子公司”的质疑和交易所的问询函，恒瑞公开宣布了和豪森各方面都独立，不存在“药界夫妻店”、“影子公司”、“不分彼此”的情况。随后豪森的股权架构调整则让所有人都明白了孙飘扬夫妇的意图：
赴港上市，再造一个恒瑞医药。
到2018年，孙飘扬已经到了人生的花甲之年，钟慧娟也已经57岁。今日看来，小组很难想象这是一对技术人员和哲学系女学生的组合所能取得的成就。
两人的成功历程有时代的因素作用，有两人个人的能力在其中，但这样一个非典型的故事，显然很难复制。在豪森的董事会名单上，已经可以看到二人女儿孙远的身影，不出意外豪森的下一任董事长也将由孙远担任。但这大概是下一代的另一个新时代故事了。
